崇祯年间，九边重镇的兵员册籍逐年稀薄，而太仓银库流往军饷的款项如山洪决堤，只增不减。当年卫所鼎盛时，屯田所出足以养兵十万，而今兵不足额，饷却倍蓰，国库竟似无底之洞。
帝国开端
想当初，明朝立国之时，为固守辽东及漫长北疆，继承前代戍边传统，更开创了卫所士兵制。
这一制度把军户严分为二，屯军执锄犁，战兵操戈矛，寓兵于农，兵农合一。
洪武大帝朱元璋在设想中屯田所得便是军饷源泉，军队可以自给自足，朝廷负担大减。
这一项制度在最初数十年，大明朝阡陌纵横，粮囤满仓，战马肥壮，这样看来卫所制度俨然成为一根撑起帝国边防的坚实梁柱。
然而制度总需人来运转，当这座机器中的个体开始被腐蚀的时候，这座机器离着崩溃不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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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万历皇帝上台的时候，九边兵力尚称雄厚，虽已有军屯渐废的苗头，但凭借张居正等能臣整顿，大体上还能维持着攻守平衡。
然而到了崇祯时期，边军员额竟较万历年间削减近半，可户部奏报的军费开支却翻了一番有余。
到了大明末期屯军苦不堪言，屯田或被豪强侵占，或因连年战乱荒芜，产出十不存一。
在屯田制中，军户世袭，父死子继，但是田地已经荒废了，哪里来的粮饷呢？于是屯军逃亡者众，战兵额数自然随之萎缩。但是朝廷养兵的需求并没有减少，反因边患日加严重而需求更大，所以便不得不依赖白银输血。
屯田收入这根昔日支柱早已朽坏，大明朝只能以真金白银勉力支撑，这很明显就是饮鸩止渴。
人祸难免
军费激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。
军饷自户部拨出，经兵部、督抚、将领乃至胥吏之手，每一环节皆可能“雁过拔毛”。
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节俭勤政，但是他生性多疑，又频繁更换边帅，导致军官往往怀有短期谋利之心，吃空饷、克军粮成为常态。
北京城中文官集团忙于党争，对武备虚应故事，核查军籍成了纸上谈兵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大明的部队中很常见。
尽管如此，万历年间尚有组织大规模的征伐，可是等到了崇祯年间时，后金铁骑频叩关隘，农民军势如燎原，明军多陷于被动固守。
晚明的战事零碎却持续，这就需要朝廷不断募兵、购械、输粮，而卫所制下兵员素质低下，往往“兵不堪战”，耗费巨资却一触即溃。
于是朝廷不得不倚重募兵，而募兵之饷远超世袭军户。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，兵力越不足，越需银钱募勇；银钱越投入，贪腐越甚，战力越低。
想当初，卫所制的设计本意在于节俭持国、长治久安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忽视人性需求与时代变迁而步步失灵。
军户束缚于土地，初时给予生路，日久却成枷锁。官僚体系缺乏有效监督，清廉者举步维艰，贪渎者如鱼得水。
崇祯朝面对内忧外患炒股app排名，企图以银钱弥补制度空洞，但是这无异于扬汤止沸。反观万历年间，虽然问题已经出现，但整体框架未溃，至崇祯时则积重难返，尾大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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